大疫当前，许多经济学者都参与到“是应该允许天价口罩还是应该限价限购”的讨论。支持限价限购一方的几位学者谈到：允许天价口罩有效率而不公平，限价限购则是为了公平而不得不牺牲效率。下面就这点与几位老兄商议。

从经济学上说，口罩这东西有外部性：也即戴口罩是利己利人的。为了简化讨论，让我们来考虑没有外部性的食物。

想象一群人饥肠辘辘，有穷有富。现有米饭若干。一种分配方式是市场原则，出价高者得，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根据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即你愿意为一个东西最多付多少钱）来分配。这样，虽然对富人和穷人来说都是吃了饭就能活、不吃都得死，但是支付意愿则可以相差好几个零（因为每个人都愿意以自己的全部身家来买这碗饭；支付意愿的差异完全来自于财富差异）。显然，价高者得的后果就是朱门酒肉香、路有饿死骨。另一种分配方式是限价限购、政府干预，保证一人一小碗，不至于饿死。

有仁兄说前者太不人道，我们得选后者，为公平牺牲一些效率。问题是：后者真的是无效率的分配方式吗？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经济学中的效率为何。

最普遍使用的效率标准是帕累托效率：即你不能让一些人变好而不损害另一些人。这也是最价值中性的效率标准。在这一标准下，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是帕累托无效的，因为你应该把朱门那些发臭没人吃的酒肉拿去给路上的饿殍，这样既不损害朱门的利益，又大大改进饿殍的福祉。然而，朱门酒肉香、路有饿死骨却是帕累托有效的，因为就算分一杯羹给路上的饿殍能让他们起死回生，只要朱门还在享用自家的酒肉，那么分了这杯羹朱门的福利就受到损失了。（最近有篇科普文说国难当头，市场失灵，所以政府要干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饥荒来临，市场机制仍然帕累托有效。）不过且慢：一人一杯羹让每个人都活下来也是帕累托有效的，因为你同样无法找到让一些人变好而不损害其他人的改进方案。所以，在饥荒时，对食物限价限购，仍然是帕累托有效率的，并没有因为公平而损失（帕累托）效率。

也许有人说，帕累托效率标准太弱了，以至于有太多种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采用社会福利标准来衡量效率。这种说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福利标准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一千个人眼里可以有一千零一个社会福利函数。不过，有道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一千个人中间，我们恐怕还是能够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这个公约数就是基于平等原则的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也即把每个人的福利简单加起来。在这个社会福利函数下，当人人饥肠辘辘时，给每个人分一小碗饭让每个人都活下来是最大化福利的安排。所以，普遍饥馑的时候，限价限购不是牺牲、而是最大化了（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下的）效率。

上面两点，科斯所谓的黑板经济学耳，微观经济学的考试要考的。下面谈谈和坊间言论略有异趣的一点。在上面饥荒的故事里，决定市场分配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可以有天壤之别。然而，如果我们不采用支付意愿，而考虑接受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对于富人和穷人来说却是一样的。支付意愿指的是你愿意为一个东西最多付多少钱；接受意愿指的是你已经有了一个东西，你至少需要我补偿你多少钱才愿意让我拿走它。在通常情况下，无论穷富，一个人的接受意愿和其支付意愿是相近的：太平盛世下，我愿意为一碗叉烧饭支付的价钱和你从我嘴边拿走这碗叉烧饭时我要求的补偿是一样的，因为拿到你的补偿之后我转身就可以在路边的烧味店再买一份。在饥荒的时候，富人的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接近，都可以是天价，因为他有钱——这也使得发国难财卖天价叉烧饭成为可能；然而对穷人来说，他的接受意愿是天价——因为被夺走了这碗饭会死，但他的支付意愿却很低，不是因为这碗叉烧饭能给他带来的福祉比富人低，只是因为他囊中羞涩。

有了这一铺垫，回到分配方式的讨论。上面说过，市场原则用支付意愿分配，出价高者得。但是，从应然的（福利）角度讲，衡量一碗叉烧饭对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用支付意愿还是接受意愿却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如果我们认为吃饭权是基本权利，人人该有的，那么似更应使用接受意愿，考察当你从人身上拿走时应该赔付多少。）在承平时期，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是相近的，所以用哪个都差不多。但在饥荒年代，二者却有天壤之别。如果用出价高者得的市场原则（支付意愿），富人吃到打嗝再来一碗的支付意愿很可能还是高于穷人对第一杯羹的支付意愿，最后只能是朱门酒肉香、路有饿死骨。但是如果我们采用接受意愿：穷人和富人对第一小杯羹的接受意愿是一样的，都是天价。这时候，最公平同时最有效率的方式难道不是限价限购吗？

简言之，在饥荒的时候，价高者得最大化地满足了以支付意愿表达的需求，而限价限购最大化地满足了以接受意愿表达的需求。如果我们认同对于基本权利应更多考虑接受意愿的标准，那么限价限购并没有牺牲效率。